一、钱钟书的诗竟然“预测”了......?

1941年6月21日，日本，汪精卫（右）与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写于1942年的七律，诗题为《题某氏集》。“某氏”为谁，钱钟书先生何以隐去？是不敢提还是不便提？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钱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档案的公开，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经过详细考证，确认此“某氏”即为汪精卫。由此，钱钟书先生和汪精卫的交往历史被公开，《题某氏集》本身所含的诗谶意味，以及诗中所用“武元衡遇刺事件”的典故，更为我们回观武元衡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钱钟书与汪精卫的关系纽带

《题某氏集》原诗如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以下试以诗解、诗证诸法，结合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回观武元衡的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

关于汪精卫本人生平，已为世人所熟知，故不再另注。诗题中的“集”，为汪精卫刊刻于1943年初的《双照楼诗词稿》。

钱诗写于1942年，汪的诗集正式刊刻于1943年初。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钱钟书先生先于普通读者，看到了汪的诗集。

余英时先生的考证，可证此推测之合理：陈群（人鹤）为汪精卫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钱与龙多有往来，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

陈群是民国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当过汪伪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主持编辑刊印汪的《双照楼诗词稿》，颇有“投桃报李”的意味。而词学大师龙榆生作为汪诗集的编校，则因一个共同的纽带：朱祖谋。

朱祖谋（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

龙榆生约在1928年前后投朱门下。而汪精卫则早于1903年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时，投于朱门下。因此，算起来，龙榆生应该是汪精卫的同门师弟。

1931年，朱祖谋去世，秉承遗命，龙榆生主持老师身后事，与汪精卫这个师兄开始有了频密的联系，并有诗词唱和。

而钱钟书和龙榆生的交往，则因另一个共同的纽带：陈衍。

陈衍，号石遗老人，通经史训诂之学，尤长于诗，“同光体”诗派之领军人物。钱钟书先生于1933年清华在读时拜会于他。

陈衍批评钱诗的绮丽之风，建议他不要学汤卿谋（晚明诗人汤传楹）和黄仲则。此后，钱写诗遂改弦易辙，奉陈衍若神明。两人的忘年交，被传为佳话。

而早在1928年9月，龙榆生便和陈衍认识。经过陈的引荐，龙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并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从这一时期开始，龙榆生全心研究词，或也得益于陈衍给予的指导，龙榆生对陈衍，当以师事之。

因此，某种程度上，龙榆生和钱钟书，也可以说成是同门（陈衍）师兄弟。但从上世纪50至60年代钱钟书致龙榆生的四通书札来看，钱在龙的面前，是以“晚学”“教晚”自称的。

一是因于龙榆生与父亲钱基博有旧谊，自己不敢托大称弟，乱了辈分；二是陈衍虽与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辈，实可为祖，因此，在龙榆生面前称“晚学”“教晚”还是比较妥贴的。

考及龙榆生和钱钟书的生平，1940年期间的南京和上海，当是两人共同的交汇点。

1940年4月，龙榆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龙榆生以病辞；9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师，并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此后一直寓居于南京白下，专致词学研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与蒲园“且住楼”。因此，汪的诗集刊印前，钱钟书和龙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两地，有过书信或者实地的交流。

《槐聚诗存》中，编入1942年的诗作，尚有《得龙忍寒金陵书》一首，大意是宽解他被汪精卫“绑架”任职的不得已。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实质交往中，龙榆生将汪诗集未定稿赠予钱钟书以求赏鉴，再是自然不过。

由是，经由朱祖谋和陈衍这两条纽带，钱钟书和汪精卫这两个本有径庭之别的人物，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有了实质上的精神交往。

钱钟书先生感于汪精卫的诗才，写下了《题某氏集》这首诗，对汪的诗才大加赞赏，却又对汪的政治作为心有隐忧，为了避免将来给自己带来麻烦，特意在诗题中，略去了汪精卫的名讳。

还有一说为，钱钟书先生当年题写此诗，直接题于原诗集扉页，因此，世传此诗之诗题原为《戏题双照楼诗词稿》。1993年钱钟书先生修订《槐聚诗存》并付梓时，汪氏之“汉奸”声名，已钉入历史，故将诗题修订为《题某氏集》。

汪精卫（右一）接见日本滑翔机教官

据传，钱钟书先生所题诗之《双照楼诗词稿》原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惜未亲见，未敢持以为据，以此略补一说。

 日出生事：武元衡的遇刺

《题某氏集》首两句赞扬汪精卫诗才清雅，颔联则委婉批评汪诗有孟郊的酸寒之气和愁苦之情。颈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意指汪精卫将隐忧不绝；二是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还生”诗典，暗喻汪精卫将与日寇偕亡。尾联则含规劝之意，是说不要以为诗写得愁苦悲戚就好，居于高位的人从来诗句容易和预言相应。

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本人的认识，早于写作此诗前，认为汪是一个“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并对汪所持的和议政策多有嘲讽。

钱学研究学者范旭仑先生在《寒相死声》一文中有已专门的考证，如清末俞樾《春在堂随笔》录有金眉生《上湘乡相国书》：“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钱先生谲讽道：“惜汪辈不知引此。”由此可观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和议政策的态度。

然以当时之局势而论，所持和议政策者，不独汪精卫等政治中人，更有一班于史实有清醒认识的文人大家也支持和议，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能力。不过，钱钟书与支持和议的人观点正好相反。

诗中颈联首引“曹操典”姑置不论，单论武元衡“日出事还生”之典，关涉公元815年一桩刺杀事件。

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苍，武则天曾侄孙，适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唐宪宗所倚重。宪宗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八年，征还秉政，任宰相。

元和十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领军队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决定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以救蔡州。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敲过，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启门户，赴大明宫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样遇刺受伤。

可能是对自己被刺的命运有所预感，事发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诗，叫作《夏夜作》：“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武元衡遇刺案被列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虽然后来宪宗缉拿并杀了五名刺客，但宪宗削藩之战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却再难复生了。

 钱钟书的诗谶与汪精卫的死亡

钱钟书先生这首题汪诗集的律诗，重要一句在“高位从来谶易成”。这对汪是一种提醒，也无疑是一种警告。

那么，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谶”究竟是实指上引武元衡遇刺的实典，还是虚指？

收入《双照楼诗词稿》中，有汪精卫写于1910年的《被逮口占》一诗。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和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后被捕。

汪在狱中写下此诗，表明他革命的决心。此诗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以其舍生取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时人赞颂，汪也因此诗而名动一时。

但是，人们在阅读此诗时，只注意到了汪“引刀成一快”的万丈豪情，而没有注意到这首诗中另一句所蕴含的不能自主的悲剧宿命：“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这是汪的自谶，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元衡在被刺前夜写下的“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一样，他们都隐隐感觉到冥冥之中已有一种自身无法驾驭和左右的大事件，影响和改变着自己前途命运。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响起三声震耳的枪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应声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徐州铜山籍志士孙凤鸣，其行刺后亦中枪被擒，次日身亡。

作为汪诗中的名诗，钱钟书先生应对《被逮口占》一诗有着自己的注解。加之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遇刺，汪虽侥幸捡回一条命，但此事件对汪的影响依然巨大。

汪浓厚的政治家诗人身份背后复杂矛盾的悲剧性格，通过“残躯付劫灰”这句的悲凉陈述，实已表露无遗。从他遇刺后的种种政治作为来看，他其实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向命运的死局。

因此，钱钟书先生在《题某氏集》一诗中，引“武元衡遇刺”这一故典，其目的在于提醒汪“高位从来谶易成”。而这个谶，实指他“残躯付劫灰”的悲剧命运。

 1984年，作家钱钟书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

关于汪精卫之死因，说法多有，本文仅引以上较为普遍的说法。汪精卫虽未直接死于遇刺，其间接死于遇刺，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比起唐朝武元衡死后哀荣及对唐宪宗的震动，汪的遇刺乃至最后身死，得到的无非是一句“死有余辜”或者“活该”，而更让他悲哀的是，“汉奸”这个身份，他怕是难以洗掉了。

（作者：云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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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汪精卫是怎么死的？盘点汪精卫死亡疑案

1943年，日本侵略军的气数已尽，已是强弩之末，隐藏在日本羽翼下的汪伪政权也朝不保夕。也就是在1943年，日本扶持的伪政权领袖汪精卫的枪伤复发，一度严重到无法站立。到了1944年，大汉奸汪精卫因为枪伤引发的并发症离奇死去。他死后，汪伪政权的很多高级官员都认为大势已去，所谓的汪伪政权也就名存实亡了。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汪精卫之死是抗战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也是民国疑案之一。

1943年，随着日军在战场节节失利，日军对汪伪政权这个大包袱的态度也越来越差。汪伪政权没有什么军事实力，也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全靠日本人扶持。为了保证汪精卫政权不垮台，日本人将从中国掠夺的部分、黄金、现钞交给汪精卫政府，以帮助其维持统治。可汪伪政权中的高官大多是失意的流氓政客，做汉奸无非是要钱要权，自然想方设法地贪污腐败，根本不管主子扶持自己多么“辛苦”。

日本人扶持汉奸政府，为的就是“更好”地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掠夺更多的财富，现在这个工具不但不好使，还要分掉“主子”抢来的“贼赃”，日本国内的政客军阀们气得直吐血。他们一边大骂汪精卫无能，一面加紧搜刮中国的物资。1943年6月，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派人找到汪精卫，强硬地要求后者必须立即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人，用以支持所谓的“东南亚圣战”。而当时汪精卫政府实际控制的区域不过是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一部，再加上上海而已，这么多的物资他根本拿不出来。

就在汪精卫一筹莫展的时候，冈村宁次再次派人来催要物资。汪精卫赶忙去会客厅迎接，没想到由于神情恍惚，他一脚踩空从楼上滚下。由于背部伤口(1927年孙凤鸣刺杀时留下的子弹未取出)重重地撞在了台阶上，汪精卫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来后，背部剧痛难忍，人也瘫卧在床，根本无法行动，医生经过会诊以后认为是后背枪伤复发导致的。

由于汪伪政权的医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日本医生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汪精卫背部剧痛的原因是因为胸脊上的子弹生锈膨胀，压迫了背部神经所致，必须立即将子弹取出。由于这个手术在当时来说难度很大，冈村宁次请来日本在华最著名的外科军医后藤为其主刀。

经过 长时间的手术之后，日本军医终于取出一枚已经锈迹斑斑的子弹。手术结束以后，汪精卫的情况也随之好转，一度可以在床上起卧，精神也好了很多。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后，汪精卫再次瘫痪，而且情况更为严重。他之前只是不能行动，但躺在床上的时候手脚还可以移动，脖子也可以左右转动。

而手术后汪精卫手脚却根本无法移动，连大小都已经失禁，同时伴随着高烧，意识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眼见汪精卫几乎变成了废人，他的老婆陈璧君赶紧找来医生进行会诊。西医表示只能继续进行手术治疗，但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料。在日本人眼中，汪精卫虽然没什么能力，但却是最重要的傀儡，不能就这么丢下他不管。在日本军部的命令下，1944年2月，日本最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名古屋大学的斋藤正带着一个医疗团来南京为汪精卫诊治。

斋藤正经过检查以后，认为必须再次手术，因为子弹在胸脊处停留八九年，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取出子弹，直接的压迫消失，却又引起脊骨变形压迫神经，影响双腿行走，必须割去两节脊骨以缓解神经受到的压力。这种手术难度极高，以南京的医疗条件无法进行，必须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治疗。汪精卫虽然不愿意离开南京，不过他毕竟还是不想死的，最终同意前往日本。

1944年3月，躺在担架上的汪精卫乘坐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间特设病房。第二天，由名古屋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经过会诊，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手术，最终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斋藤正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脊椎骨在取出子弹后，由于骨骼破损已严重变形，受伤的骨膜发炎溃烂，已经显现出骨癌的症状。手术后，斋藤正告诉陈璧君，以现有的医学技术，治愈汪精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够延长一段时间的寿命而已。这时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已经全部用石膏固定，由于重病后再做如此大的手术，汪精卫元气大伤，连说话都很困难，全身枯瘦，面无血色，形同僵尸一样。

一般病人手术后身体的复原主要是靠食物进补。可是日本当时已经备受到封锁，食物极端缺乏，普通日本人偶尔吃吃顿米饭就是莫大的享受了，汪精卫自然也得不到什么营养品。况且汪精卫卧床很久，胃口很差，又患有糖尿病，平日只能吃一些鸡肉、鸡肝，加上点用甘笋、菠菜磨成的酱，自然也无法起到食补的作用。一周后，日本医生对汪精卫进行复查。X光检查显示，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换句话说也就是手术失败了。

陈璧君等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痛哭流涕，却没人敢于告诉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此时的身体太过虚弱，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名古屋医院血库的存血用完了，而且日本本土每天都遭受盟军飞机的密集轰炸，白天交通完全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轮流为汪精卫输血。可是，这也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汪精卫还因输血而屡发风疹，病情日益严重。

1944年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重型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重磅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整个城市都在爆炸声中颤抖。陈璧君和子女们将昏迷状态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防空洞。此时日本的天气已经是冬天，却因为国内极端缺乏燃料，地下防空洞无暖气设备，也没有生火的煤炭。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本来就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汪精卫又受了寒气，病上加病，进入了垂危状态。

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精卫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艰难，随时可能断气。日本医生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这些举动依然是徒劳的。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躺在病床上汪精卫突然睁眼对身边的儿子说了一句话，随后抽搐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成为异乡之鬼。而汪精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回中国去!”

三、汪精卫是怎么死的？

现在我们最能够确定的是汪精卫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

关于汪精卫的死一直是民国一大疑案，对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其实那完全是他长期以来卖国求荣的行径所招致的，可以说是咎由自取。那么，曾经不可一世的汪精卫，最终什么原因死在了日本呢？

汪精卫的死因，多是因为多种并发症久久不能痊愈，加上当时“汉奸”之名的帽子已经扣上，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打击，气绝而亡。

众所周知，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合影时被刺，其中一弹从后背射到第六、七胸脊柱骨处。

至于“多发性脊骨瘤肿”，按照现代医学来看，就是骨癌。

在日本，汪精卫虽然得到了细心的医治，但是由于之前的病患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加上膏药所中的毒无法根除，影响了治疗效果，所以汪精卫的病情每况愈下，1944年11月9日，美军一番空袭折腾，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待了一夜的汪精卫，第二天便高烧41度，最终不治身亡。而这个时候的战局也对日本政府相当不利，盟军已经攻击到日本本土上了。作为中国头号卖国贼的汪精卫，在日本战败前期抱病身亡，使得他得以逃脱审判，这对于他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然而，历史又是公平的，每一个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终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人们唾骂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在国内算得上是元老人物了，与孙中山先生有密切联系，日本方面有什么理由干掉一个这么好的代理人与傀儡。

一代奸臣，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最后遗愿不得实现，客死他乡。

四、汪精卫是怎么死的?

汪精卫是骨膜发炎病死的。

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

1943年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

死因疑点

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病死。

另一说则是汪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女汪文惺、女婿何断然否认。何表示汪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汪精卫 （中国头号大汉奸，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五、汪精卫怎么死的 汪精卫到底是怎样死的

汪精卫是病死的，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汪精卫曾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另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

还有一说是1944年11月9日，名古屋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医院将汪精卫转移到室外的防空壕。由于天气寒冷，防空壕又没有暖气，病重的汪精卫受寒后高烧不退，轰炸过后移回病房也不见好转。拖到11月10日下午4时多，停止了呼吸，终年62岁。

六、轻于鸿毛的人和事

死的轻于鸿毛的人：现代：林彪 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古代：子都、庆父、张邦昌。古代有秦桧 隋炀帝

林彪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 。。。。。。。。。。。。。。 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汪精卫

民国疑案：大汉奸汪精卫死于一帖神秘膏药

汪精卫绝对算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叱咤风云、权倾一时的人物。但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手术台上；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暗杀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汪伪政府成立典礼）

从领袖到汉奸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安徽婺源（今属于江西）。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1932年春，蒋汪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1942年汉奸汪精卫【右三】东京拜会日本东条英机【左三】，奴颜婢膝，令人作呕）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汪妻陈壁君与汪的合影）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身穿海军元帅服的汪精卫）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炸墓焚尸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汪精卫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