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佩罗的《大唐狄公案》“玉珠串”这个故事里，皇帝和三公主到底有什么难以启齿之事？

狄仁杰（630－700） 生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卒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狄仁杰奏罪不当，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罪。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待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格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今。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诵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秋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联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今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七台河凯撒ktv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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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君出塞明明是个假公主，为何他们没有发现呢？

“和亲”始于，为首创，是我国古代王朝同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之一。因此，唐朝的“和亲”可追根溯源到汉朝，而且汉朝的和亲性质及方式也对唐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说，唐朝之所以用“冒牌公主”代替真公主，完全是师从汉朝，有“传统”可循的。

举个例子。汉朝同匈奴首次和亲时，刘邦确实打算让自己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担当大任。但终因遭阻挠而作罢。吕后反对的理由是：一、女儿已经嫁给了赵王张敖;二、已生儿育女;三、独女一枚，于心不忍。所以，汉匈双方经沟通协调，最终达成共识，由汉朝选用宗室之女为和亲公主。至于那位宗室之女，史书没有记载。

那么，当时匈奴会不会介意公主的身份呢?肯定会，但并不会放在首位。因为他们最看重的是汉朝送来的粮食、金银珠宝、丝絮等这些生活必需品，而不会纠结一个公主身份的虚名。何况，就算刘邦第一次用“冒牌公主”可以瞒天过海，欺骗匈奴，那么后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时期同匈奴和亲时，一位叫作的随行宦侍投降了匈奴。当时，中行说故意挑拨匈奴同汉朝的关系，自不可能替汉朝保守和亲公主身份的秘密。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之初，汉朝同匈奴又进行了多次和亲，均派遣的是宗室之女，可见匈奴对汉朝公主身份是持默认态度的。因为，归根结底，匈奴更在乎的是得到多少实惠，即实实在在的“嫁妆”。因此，唐朝同外藩和亲必然存在这些因素，即双方先遵从这样的“潜规则”，然后各取所需。这就是唐朝用“冒牌公主”和亲而不怕被发现的原因，因为原本就没打算派“真公主”去，也就没有怕的必要，何况对方本来就知道娶到手的并不是的亲生女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和亲都带有折辱色彩，即中原王朝羸弱，仰视周边国家，。其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情况只存在于西汉前期。而从汉武帝后期，再到唐朝中期，我国古代王朝在同藩邦和亲时都占有主动权。原因很简单，随着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原王朝达到如日中天的鼎盛，和亲双方的地位自然也会发生逆转。届时的和亲，要么是一种平等的交往，要么就是中原王朝一种高姿态的给予或施舍。

解忧公主剧照

下面举个几例子说明：

一、汉武帝时期同和亲，目的是为缔结对抗匈奴的联盟。为了取信于乌孙，汉武帝答应乌孙昆莫的和亲请求。所以，此次和亲的前提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关系基础之上。之后，汉武帝先后派细柳与解忧两位公主出嫁乌孙，她们分别是楚王刘戊及江都王刘建之后。

二、彪炳史册的“昭君出塞”，就是汉朝对匈奴的一种施舍。时期，南匈奴匈奴呼韩单于无法在草原立足，于是率众归顺汉朝。为了表示诚意，单于不仅主动到长安朝见汉宣帝及，而且还向汉元帝提出做汉朝女婿的请求。于是，高高在上、的汉元帝大手一挥，随便从后宫派出五名不受宠的普通宫女，供呼韩邪挑选。因此，风华绝代的才被对方“捡漏”。

王昭君剧照

三、唐朝外藩的和亲始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李世民即位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很快突厥被扫除，薛延陀、回纥及吐谷浑等汗国相继臣服，李世民被推举为“”，唐朝国力蒸蒸日上，成为周边国家公认的大哥。公元639年，李世民将嫁给了吐谷浑的诺曷钵可汗。而实际目的不过是将吐谷浑作为进攻的一个踏板。公元641年，李世民又将嫁给了王松赞干布，以发展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

四、及玄宗时期，唐朝继续将和亲作为缓和同藩邦关系的重要手段。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朝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王尺带珠丹。尽管当时吐蕃对唐朝的边境压力很大，但唐朝依然选用的是“冒牌公主”。不过金城公主的嫁妆是河曲九地，由此唐朝西南门户洞开，为后来吐蕃滋扰长安埋下伏笔。

玄宗时期，东北的契丹与奚两个民族都有脱离唐朝羁縻统治的迹象，于是唐朝只将同皇族有亲戚关系的两个外姓女子下嫁给了两个部族的族长，以示安抚。但后来两位“公主”被杀害，并不是她们身份的原因，而是契丹及奚与唐朝矛盾激化的结果，致使二位女子沦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总结：

唐朝选用宗室公主作为和亲公主还有其他原因，总结如下：

从皇亲角度考虑，皇帝自不愿意同亲生女儿分离。如果把亲生女儿嫁给藩邦，那么有可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同唐朝对等的观念。如果同藩邦关系恶化，皇帝担心女儿将沦为人质。和亲公主有极强的使命感，为国家利益可能会面临重大牺牲，而这点于养尊处优的真公主可能是无法做到的。和亲公主之所以在皇族中选从，一来为了家庭荣耀不轻易背叛母国;二来彰显唐朝对和亲的重视。综上所述，唐朝在选择和亲公主问题上是非常慎重对待的，而藩邦也知道所娶公主的身份，所以也不存“冒牌公主”被认出一说。不过，以宗室之女作为和亲公主的现象，仅限于唐朝中期之前。过后，唐朝国力大衰，权威受损，而自恃平叛有功的回纥却“”，他们不仅主动要求同唐朝和亲，而且规定和亲公主必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而迫于无奈，唐朝只能答应。因此，出嫁回纥的先后有肃宗女儿、德宗女儿、宪宗女儿等。

那么，回纥(回鹘)为何指名点姓非真公主不可呢?其实他们并不在乎所谓的荣耀和面子，而是垂涎于公主的嫁妆。毫无疑问，只有公主的身份越尊贵，所陪嫁的财物就越丰厚。另一方面，回纥还想通过真公主来维系同唐朝的“绢马贸易”，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实惠。